历史大相径庭。告密者吴之荣被罢官流放，庄家被罚以巨款，其余涉及《明史》者不予追究。

而叶虎所怀疑的洪承畴。在长沙幕府时便有过类似的举动。当时，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

在湖南的很多清朝官员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的情况下，洪承畴却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了出人意料的处理。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被全部无罪释放，而将告密者潘正先却被斩首。

“收买人心，却也是形势使然。”朱永兴听了叶虎的讲述。一语双关地冷笑，这番评论既是对洪承畴，又是对现在清廷对《明史》案的处置。

洪承畴初组长沙幕府时，对西南明军采取的战略守势，而湖广士绅则多倾向于明廷。洪承畴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也只有缩小打击面，才能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

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特殊处理的奥妙所在。而清廷当时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

现在的形势与当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江浙处于明军攻击之下，民心动摇，极不利于清廷。若在此时再兴大狱，怕是雪上加霜。更激起民众反抗之心。

“此番倒是轻视了清廷。”朱永兴自失地一笑，说道：“清廷倒也不尽是无能之辈，对形势的变化也算敏感。”

“如此处理也是清廷心虚胆怯的表现，想尽量稳定士民之心，以便与我军作战。可见清军在江浙已感吃力。不敢再逞淫威。”叶虎也是这样的判断，对江南形势表示着乐观。

“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