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当于二胡演奏员偶尔使用到的那块松香，可以让弓毛更润滑，却用不着在每个孩子初学二胡时就先去花费好长时间学习关于松香的知识——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