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厅的领导干部会定期带着水果之类的来看望他，但他却很少随他们出去吃饭。这倒奇怪，我知道，国家安全厅那帮人几乎把一半情报经费花费在广东的山珍海味上。这周玉书的生活简单得让我惊奇，他在招待所时，都会到食堂吃饭，到外面去时则在小摊上ā吃碗牛腩面什么的。老人吃完后，掏出个北方人不离身的大手帕擦擦脸，然后再小心地从口袋找出一张卫生纸，使劲擤鼻涕。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他一天一天渐渐慢下来的脚步。

一年后，对于老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一开始我还巨细无遗地汇报，但半年后，我也就捡重要的事情汇报。所谓重要的，也就是老人又到了哪里，又接触了什么人。这段时间，我知道他一直在对广东的流动人口做某种调查，他从劳务市场到劳动部门，从流动人口收留站到台资港资工厂，从街边的盲流到出租车司机，虽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节奏越来越慢，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搞调查研究。老人随身带一个小本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随时随地记下来。久而久之，我对那小本本产生了好奇。如果作为刑事侦查，那个小本本将提供非常有用的线索，可惜，我现在的工作只是跟踪他。

由于李副厅长交代，所有开支都由北京支付，所以该花的就花，能够开发票的就开发票，来不及开发票的打白条也可以。开始我拿一两千块加班费用和夜宵费给李厅长，后来在李厅长鼓励下，我逐渐多开了些发票和白条。一年后，我们的跟踪费用仅仅加班和夜宵就增加到一万元，北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就安然处之了。这时期，我也渐渐从小钟的举止言行判断出他的来历，原来他们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

周玉书照样粗茶淡饭，从一个地方颠簸到另一个地方。出于好奇，我也把他到处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告诉了北京的花白头发，他们只是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