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来了，她永远准时的。永远是英国人。

“夏绿蒂。”我说。

“是？”

“这是我在英国最后一天了。”

“有后悔吗？”

“没有后悔。我很快乐。大概来说，我很快乐。”

“你的工作太忙了，太辛苦了。”她说。

“不对的。”我说：“我很快乐。”

她微笑。她什么都知道，永不多嘴。她永远只是微笑。我还有半块橡皮在她那儿，她还有半截“波罗”薄荷糖在我处。

“夏绿蒂，我永远见不到你了。”

“胡说，我会来香港的。你也会来英国。”她说。

我叹道：“但是像昨夜，竟是可一不可再的了。”

“或者就是那样才好，是不是，你会一直记得的，不是吗？”

我点点头。一个星期四晚上。

“你会记得我？”我问她。

“当然。”

“你认为n教授会记得我？”我问。

“是的。”她说。

我笑，“我在你口中总是得到生命意义的答案。”

她笑，“别调皮。”

当然这些也都完了。四年前在纽约买了两张花生卡片，一直找不到对象寄出去，其中一张是史诺比坐在屋顶上说：“我早知道我会想念你──”后面是史诺比以手覆额说：“但到这种地步就荒谬了！”

一切都恍惚得像一个梦。等成绩报告表寄来的时候，梦也该醒了。我一直觉得做梦比现实有真实感。做梦回味有充分的理由。可是生活……

回到香港，三嫂阿珠说：“你看她那披头散发的样子！你以为她上课也是那个哎？”

我上课自然是不同。打扮得很好，牛仔裤常洗常浆常熨，头发整整齐齐。打起网球来，球都发不出，但是头带与护手都是一套套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