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谈不上什么奇耻大辱。

在他看来，采用什么政体，需要有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人民才行，比如家天下就需要分封一堆王爷和贵族，君主立宪的封建政治需要一群贵族和资本家，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剥削者，而民主集中的共和政治则需要目标一致、且追求平等自由的人。

要知道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可不是“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自然国家，而是基于人的意志的“人为国家”。其实质就是用人权代替皇权，用多民族国家代替华夷之辩。

换言之，封建国家之所以王朝更迭，除了统治逐渐腐朽，经济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人为自己，皇帝为大家”。所以明末的时候即使国家财政再困难，士大夫阶层家财万贯也不掏钱帮忙；而到了满清要在传统文化上动手的时候，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士大夫们反倒是站出来了，舍家抛业的投入抗清大业。

等到了异族的皇帝或者这个群体都融入进传统文化，乃至成为“治道合一”的代言人，通过文字狱垄断了话语权后，士大夫阶层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

要想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建立共和，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民”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中的“人民”，与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中的“人民”一样吗？

答案显然是不同的。

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同，北海镇要想建立共和，需要做的可不光是封建时代的“为民制产、为民请命、为民父母、为民做主”，还要通过教育，启蒙、改善并塑造自己所需要的“人民”。

要知道人民一旦通过教育认识到了自由，就会找寻自由和平等，并内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格。也只有到了人民不会因冒犯皇权或是文化权威而感到羞怯或畏惧的时候，共和政体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