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到嘉靖是八股文的定型期，且将古文技法融于其中中，讲究「以古文为时文」，开启了明代八股文的鼎盛局面。

然而到了隆庆、万历以后，在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心学盛行等多种原因的促成下，程朱理学的尊崇地位开始动摇，传统理学也开始走向涣散，八股文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一时期制义流派众多，虽然一个个写的花团锦簇，然而却对国家政治百无一用，偏重文字技巧，离实就虚，一时间八股文的文学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汤显祖、顾宪成、袁宏道、陶望龄、董其昌等等，不胜枚举。

这其中坐而空谈的心学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浙中派」。比如王畿就曾说过，举业便是德业，非两事也。这意思就是说，只要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当上进士，无德也成了有德；既然如此，贪腐也好，党争也好，乃至祸国殃民，都无关道德。

至于到了晚明和清代则更是完犊子，而满清自然更需要得用理学和八股文来禁锢思想，通过功名利禄让文人放弃人格，成为奴才。士人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气节变成了一家一人之事，读书人专注于猎取科名，为应试而读书写作，无视经史，有些人甚至连苏轼都不知道是谁。

由此一来，那些以经史之学为根基，遵经守正的文人，在创作八股文时就无法与当时借题发挥、务为奇诡的时文风尚相契合，所以就会屡试不中。

就好比汪中、洪亮吉、刘台拱、江藩、焦循这些人，他们中秀才都很容易，到了举人进士这一关死活过不去。不是他们的才学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对八股文的价值取向就跟主流不一样，而且双方的思想分歧根本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们这类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一展胸中抱负，就只能妥协低头。

不管是袁枚还是赵翼，两人都对这样的情况深恶痛绝，然而却又无能为力。满清皇帝要的是一群听话的奴才，而不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