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来的。我哥上穿真正的军装，下穿蓝条绒裤子，脚蹬白塑料底黑咔叽布面紧口鞋，腰上扎着一条三指宽的铜扣牛皮腰带，这样的腰带总是扎在英武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军官的腰上。现在却扎在我哥的腰上。他高高地挽着袖子，红卫兵袖标松松地套在上臂。村民们的红袖标是用红布缝成，袖标上的字是用纸板镂空黄漆漏刷。我哥的袖标是上等的红绸子，袖标上的字是用金黄色的丝线刺绣。这样的袖标全县只有十只，是县工艺品厂那位技艺高超的女技师连夜赶制的。她只绣了九只半袖标就吐血而死。血染袖标，十分悲壮。我哥所戴，就是那只绣了一个“红”字、沾着血的。剩下的两个字，是我的姐姐西门宝凤补绣而成。我哥是去县“金猴奋起”红卫兵司令部拜访他的朋友“大叫驴”时得到这件宝物的。两只“叫驴”久别重逢，兴奋无比，握手拥抱，行革命时期的致敬礼，然后诉说别后情景及县里与村里的革命形势。尽管我没在场，但我知道“大叫驴”肯定会问起我姐的情况，他的脑子里，肯定还留存着我姐的形象。

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文化大革命兴起，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我哥聪明，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大叫驴”只告诉他一句话：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当然，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我哥心领神会，身上的血仿佛沸腾了。临别时，“大叫驴”将这个未完成的红袖标和一束金黄丝线赠给我哥，说你妹妹心灵手巧，让她帮你绣完吧。我哥从挎包里摸出我姐带给“大叫驴”的礼物：一双用五彩丝线精心刺绣的鞋垫。我们这里的姑娘，送给谁鞋垫，就意味着愿意以身相许。鞋垫上绣着鸳鸯戏水。红线绿线，千针万线，精美图案，情意绵绵。两个“叫驴”，面皮都有些发红。“大叫驴”收下鞋垫，说：请转告蓝宝凤同志，鸳鸯呀，蝴蝶呀，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情调，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