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听着这个壮汉的话语，以前一个县里的大作坊，拆分之后成了十余个小作坊，让村民自己经营。

虽说年纪大了，可房玄龄只是听他们说一两句，心中便有了想法，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在京兆府极力想要扩张产生力的要求下，以县为一个集体的生产模式其上升力是有限的。

只有打破这个桎梏，将经营权下放给村民，才能形成竞争与提振生产力。

一个县作坊没了，这个县又出现了很多小作坊。

这种以家庭为主的小作坊其生产力与生命力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这座酒坊就是以前县作坊的一部分，并且还有一个完整的酿酒过程，不得不说经营的人也颇有本领。

如今关中各县的经营情况大致相同。

当年一开始拆分县作坊的时候，期间京兆府与各县几次冒进，因此倒闭了不少小作坊，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好作坊。

从贞观十八年开始的阵痛，到现在的乾庆二年，用了四年的时间，才过渡完成。

与这里的店家告辞之后，房玄龄与柴绍去了村子另一头。

这座村子里还有不少的建设，有棉布作坊，还有制陶罐与木匠作坊。

村子里的民壮也有不少，房玄龄道：“以前村子里的闲散民壮多，现在少了，六年前的时候，郑公还在世，京兆府让各县将所有的闲散民壮都关进了作坊里劳作。”

说着话，他笑着道：“那时候，只要早晨时分刚过，村子里除了老人小孩，就没有别人了，人们都在作坊里劳作，几乎是赶着人去的，谁家闲汉要是敢不去，就会被官府打，连累了邻里甚至会被赶出村子。”

“那时候闹出了不少事，甚至还有人结伴反抗，但都被官府镇压了，改变了环境才能改变人，京兆府行事哪有这么多循循善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