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时，沈一贯等人曾经想拿京察作为武器，提前到泰昌二年就再搞一次京察，震慑南京诸官。后来萧大亨做得很好，这事就被按了下来，泰昌二年搞了个“自首免罪”。

李廷机这个左都御史也找了诸多借口，反正都是受楚藩之乱后皇帝明言有人造反，地方上抚按和监察御史们都很紧张。

“虽是恰好撞上了，但京官六年一察，明年京察该是成例。现在就快过年了，自然是来不及了，明年一开春就着手办吧。规矩总要有，只谨身大学士一人奏请京察，倒显得两京官员都躲着这事，非要朕明言一样。”

虽说有诸多原因，但做官怎么可能只能单线程办事？

大家确实都在躲。中枢衙署大改之后都有专管的大学士，以前内阁大学士主动借京察排除异己、提拔党羽的动力也缺少了很多。

何况泰昌元年至今，似乎年年有事，神经时刻不得放松。

谁知道京察会被皇帝玩出什么花样来？万一借着京察，举国官绅害民的案子突然大查特查，一下子突破了五千之数要降优免呢？

但该来的总会来。

泰昌三年的许多人是在恐惧中度过最后一个月的，泰昌四年也将在担忧之中开始。

朱常洛对沈一贯奏请的回复只会通过暗示的方式实现，皇帝怎么能主动帮浙江官绅“护盘”呢？

他的态度抵达浙江时也会在年后。

泰昌四年，两京大察，诸王进京面圣。

哪一件事都让相关人等感觉背后发凉。

圣心莫测，虽然朱常洛真实的意图不是他们揣摩的那样，但泰昌朝的前三年毕竟都打了样。

还没人知道朱常洛和田乐商议了一下之后，说什么这回还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问题就在于皇帝每次都举得高高的，令人害怕。

甚至此刻的湖广、浙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