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游说群臣，显然是真心诚意的。

但一方面，在朝廷里，万历皇帝的想法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

另一方面，随着事情发展所激起的客观反应，也被迫改变了他的初衷。

只因文人天然嘴贱，性喜讽喻，平时还好，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那是怎么也收不住。

说话的文人一多，局面也就不好控制了。

其中各大结社、士林儒生、乡绅豪右，纷纷借助开放报禁的机会，畅所欲言。

除了讨论经学之外，还对政事发表了很多异见。

这种异见有善意的，譬如对清丈扰民的批判，乃至对新政以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反思，旨在更好地推行新政。

也有很多意见是恶意的，譬如撰写妖书，挑动南北对立，煽惑地域矛盾，旨在以此抗拒清丈，胁逼朝廷。

后者作为政治挑战，怎么可以姑息呢？

但朝廷却迟迟没有反应，使得民间妖书四起，竟然连“南君北朝”这种措辞都用在了报纸文章里！

一时间，朝中争相谏言，不能再放任了！

必须洒出巡城、捕快，搜出撰写妖书的贼人！

甚至户部侍郎范应期还公然上奏，希望皇帝能够南巡，扫平这股妖氛。

事情越吵越大，争执半月都不见结果。

终于，在六月底的时候，一件巧合，彻底引爆了这个炸药桶。

今科进士、庶吉士、翰林院修撰、值求是学院中书舍人张辅之，上疏称，如今妖书，不过为抵抗度田清户，毕竟各省都是按部就班，唯独江南几省，进度迟缓、民乱起伏、舆论不休，现在连南朝北君这种话都出来了，皇帝此时不南巡，更待何时？

这当然不是什么重磅的奏疏，毕竟论官职只是个中书舍人。

甚至太仆寺卿蔡汝贤还上疏弹劾，直接呵斥张辅之是“百依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