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的形式。

为了防备刘宏不安生，也为了保证后方的安稳，刘辩将太上皇后何皇后请出来临朝称制，命太傅卢植辅政，三公九卿、诸府台皆为佐臣。

这是刘辩御驾亲征前，便与何皇后、卢植等人商议决定的监国体制。

太后临朝称制本就是两汉惯例，尽管何皇后是太上皇后，而天子年富力强、身体康健，但没有人能在制度上反驳何皇后临朝称制代天子监国的行为。

之所以选择以何皇后监国而非卢植监国，倒并非刘辩不相信卢植的忠诚与能力，而是大臣监国的先河不能轻易开启。

有能力、有志向的天子皆是强权天子，将权力集中于己身一人之手，推行群臣反对的国策。

若权力被分予臣下，那么缘由必然是继任者的年龄、能力或心性中，有一项导致继任者不受到当权的暮年天子信任，而不得不将权力分散给臣子，以提升国家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何皇后便是摄政监国的最佳人选。

不过，何皇后代天子监国，亦须受到卢植的制约，甚至刘辩私下里给了卢植一道一票否决何皇后决策的诏书。

刘辩充分信任何皇后，如果连他的母亲都要坑害他，那这世上还有几人能信任呢？

但何皇后的治国能力，终归是要被打上一个问号的。

不过这一世的何皇后，能力上其未必不足，刘辩所忧，更多在于她缺乏亲自理政的经验。

不仅仅是不必担心刘辩的皇位而导致的心性变化，更是因为何皇后在三年多前刘辩宫变以来，便执掌了《起居注》的审核权与编撰权。

缘何后汉的皇后无论出身如何，大多具备着一定的政治能力，且面对主少国疑时临朝称制，政治手腕大体不差，至少是中人之资？

正是缘于这本《起居注》的审核权与编撰权。

《起居注》这一崭新的史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