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琼十岁那年，他爸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门都没关就走了。

他妈坐在厨房地上，咳得说不出话。

杰克逊高地那间公寓的暖气片冬天只出凉风，夏天才烫。

姨妈从皇后区坐了四十分钟公交，拎着一锅扁豆糊和一袋从药房打折柜台买的止咳糖浆。

她把他妈扶到床上，把他拉到水池边洗脸，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之后的十一年，每一次他妈住院，都是姨妈来。

签字、缴费、把他从学校接走、把拉维从托儿所接走，两个孩子塞在同一张沙发床上，盖同一条毯子。

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念药剂学的时候，姨妈每周从法拉盛的缝纫厂下班之后坐地铁来给他送饭。

铝箔饭盒，外面裹一层报纸保温。

他考到药剂师执照那天，姨妈什么都没说，把一条他外婆留下来的银链子系在他手腕上。

他妈走的时候四十七岁。

镰状细胞病。

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和她自己的姐姐后来死在同一栋楼里。

姨妈是三年前走的。

同一种病。

他翻遍了每一种能延缓溶血的药，羟基脲、l-谷氨酰胺、叶酸，给姨妈用的都是最昂贵的原研药。

没用。

他拿到死亡通知书，走出去，坐在停车场的水泥墩子上和表弟抽了一整包烟。

拉维是姨妈的儿子。

是他为数不多的亲人了……

阿琼的拇指从拉维的颈动脉上移开了。

他把手插进手术衣的口袋里。

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的手需要一个地方待着。

沉默持续了很久。

阿琼从口袋里抽出手，拿出一包烟。

拇指抠着锡纸封口，一下一下地刮着，指甲发出细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