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会？那这样的公平有什么意义？”

“你刚才说什么？哦，干涉司法。我觉得吧，你这话就偏颇了，谁都没资格干涉司法。你要明白，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们委员会的义务，而转达民意则是我们依法行使的权力，对于后者以及你刚才这句明显失态的话我要格外强调一点，那就是检方和法官也有权力依法拒绝或者依法部分采纳我们的转呈。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们有我们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无条件尊重法庭，但是道德领域，我们行业协会也要无条件尊重民意。这就是韩国社会中，我们这些ngo组织和行业协会存在的根本意义！社会的软性组织，不是吗？”

“听不懂？你们这群身经百战的记者们难道还需要我这个年轻人在这里给你们上一课吗？咱们说今天第二句不好听的，如果韩国没有这些多如牛毛的委员会、协会的话，仅凭政府机构来做事情，这个社会早就瘫痪了！现代汽车的工会没搞过罢工？妇女权益委员会没去国会门口堵过门？什么什么高句丽历史真相委员会没去青瓦台递过请愿书，要求官方采用他们的历史课本？韩国满大街都是的各种教会，是不是年年都要最高宪法法院彻底废除死刑？什么人权委员会是不是刚刚给宪法法院递了请愿书，要求废除通奸罪？甚至你们记者联合会前些日子还公开谴责了揍了你们一顿的安保人员，是不是？这些事情，他们做的，你们做的，我们做不得？”

“怎么不说话了？”

“感激？我们的公平不需要感激！因为协会是集合体，它们不是具体某个人，它们不需要感激……我吗？”

“我金钟铭就需要在乎谁的感激或者憎恨吗？负责联络李秉宪的就是我本人，我会在乎这种人恨我或者不恨我吗？至于孝珠和金多喜，我需要她们感激或者不感激吗？咱们说今天第三句不好听的话，从05年参与死守电影配额运动开始，一晃已经8年多了，事到如今，你们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