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鼓励生育，认为生育出来的孩子是属于全社会的，不是从属于父母个人的。将来这些孩子没有义务去赡养父母，只有义务去缴纳庞氏社保，然后平均分配地供养所有领社保的老一辈公民——也就是说，无论你生多生少，你自己领到的养老保险都是这么多。

那么，父母多生后用国家补贴孩子的钱、抠出一部分来挪用于自己的生活，我觉得那也没什么问题——在这些国家，父母养育超出数量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在做保姆，为国家的庞氏社保库打工。他们自己挪用的那些钱，就当是他们的工资了。但是他们也只能赚这份钱到孩子年满18周岁，并不能得到更多回报。而发达国家和我们那几十倍的恶性超生差距，靠的就是这份法律保障维系起来的。”

冯见雄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刘明算是彻底对这个点哑口无言、放弃治疗了。

而站在冯见雄的立场，其实他并不反对国家05年的政策，也不反对十几年后放宽了的政策。他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怎么可能看不清这个问题？

后世的他，担忧的唯一问题，就是国家彻底放开之后，意识形态没有跟上，让心怀恶意之人钻了空子。

在刘明哑火之后，冯见雄恰到好处地为这个点做了个小结：

“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立法，基于的最根本法理原理，就是社会契约论——只有双方协商的契约行为，才能附带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任何单方行为，是不应该强加给对方义务的。

比如赠予行为是单方行为，送的人说送了，这行为就结束了。所以赠予必须是无私的，不能附带条件，附带了就成了合同行为了。哪怕是《遗赠扶养协议》，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赠’。

而父母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孩子是无辜的，他没有任何权力选择自己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生育的行为，就必须附带抚养义务，并且在法律层面上不得期待子女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