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自我惩罚和自卑感来减轻那些感觉。所谓“良心”，就是衡量自我和超我之间心理紧张程度的一种尺度。

大约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弗洛伊德的口腔上部患了癌症。同年十月，他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只好全部切除，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在这以后的十六年里他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以外，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在这漫长的时期他从来不哼一声，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抑制、症状和焦虑》，该书阐述了焦虑和恐惧的性质及来源；他在这一年中还应约撰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一本为普通人而不是受过医学或精神分析学训练的人运用这一学科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他担心精神分析学会变成医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部分，以致它对于人类更广泛的意义会被人们忽视。但是，他想使精神分析学的应用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写了《幻觉的未来》一书，为此他受到宗教界的强烈谴责。严格地说，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表达了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单靠愿望和恐惧的心理动机就足以形成宗教的信仰，尤其是对上帝和永恒的信仰，这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两年之后，又一本不受欢迎的书《文明及其不满》问世。弗洛伊德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弱点，并指出了许多必须加以补救的缺陷。他在较早些时候写的《群体心理学》中，就对联接各个社团的纽带的性质及其来源作过大量阐述，这对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另外在这些年里，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不少临床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以及论著《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那两卷讲演在内容上得到了更新。

一九三〇年，弗洛伊德的文学才能使他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