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

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里。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神圣。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他被当成外县人，编入另一个部队，他的原部队开拔云南缅甸，战败去了印度。所以他与印度擦边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