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长得很中看，戴了顶呢帽，黑西服笔挺，显得风尘仆仆。他揭了帽子，对着母亲的灵柩连连叩了三个响头，递上一个红包，不多言，转身走入晨曦中。

三哥站在屋中央，用说书人的口气讲完这事后，清了清喉咙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翦伯伯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版本的长相。嘿，妈的那个干儿子。真是有气派，红包扎实透顶，六个数！”他拿了几盒香烟就下楼了。

小姐姐说，“我记得翦伯伯，他是不是跟妈妈——”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停住了。

“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仁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

“哪阵子的黄历？”小姐姐问，把地上的花生壳拾了起来。

“1974年或是1976年，我回重庆碰到的。”大姐说。

我比大姐说的时候还早点见过这个翦伯伯。母亲那时贫血，在白沙坨造船厂当抬工时，从跳板上掉下河里好几次，有一次被救上来，死人一样，手脚冰冷僵硬，脸色死灰，心脏停止跳动。做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才缓过劲来。不过厂里医生说，母亲心脏有问题，还有高血压，这才调动了工作，烧老虎灶。有一次大姐突然回重庆来，要我去通知母亲，我拿着大姐给的一毛钱坐船下到白沙坨。找到母亲，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母亲让我叫他翦伯伯。

不知为何，我不叫。

母亲有点生气，对男人说：“不晓得是哪根经不对头，这个孩子从来不听我的话。”

母亲去伙食团打了饭，是菜花和咸菜。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堂菜：菜花用米汤闷，香喷喷。我们三人在母亲的开水房的小桌前坐下。不断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印象中翦伯伯生得气宇昂然，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