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被人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