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的最后两个月，往年本该是地方上收成的喜悦时候。

现在，当然是极少欢乐大多愁。

别看有很多人辞官，大多只是中庸之道：主要只是不想违逆朝廷政令坐在风口浪尖得罪很多人罢了。

虽然没了官身，以后会难过一些。

但其实只是一些。

朝廷为多出来的千万两之巨而瞠目结舌，皇帝面对那么多人辞官却仍然坚决，原因都在此。

除了舒柏卿那样的“疯子”，大多地方最后都是个折中：既交出了数目算是可观的钱粮，又没让地方士绅真正大面积破家。

大明官绅之家到底有多富？明末的闯王抄家和后来的清廷抄家自然能够窥见一斑。

当拷饷开始，京城勋贵官员们短短几月里被拷出数千万两白银。而清廷在江南抄家，抄出白银数以十万两计的比比皆是。

所以整个大明这次一口气搞出来这么多，实在谈不上伤筋动骨，总体而言十之一二罢了。

但是痛啊！

江南在这其中是最痛的。

湖广一百八十余万两，江西一百六十多万两，南直隶那边更是五百多万两。

而因为沈一贯和赵志皋玩了那一出，浙江一省就贡献了将近三百万两。

所以大明其他一京十省，实在只是边边角角罢了，一共加起来也不到五百万两。

朝廷待江南如此，这里对皇帝当然没什么好话。

但是京营较技之后，左军左都督的标兵营到扬州高邮，前军左都督的标兵营到太平府当涂，六千已经整训了一年有余的精兵已经在路上。

太仓县，王士骐十月里请辞的，十一月底就回到了家里。

他反倒劝陈继儒入朝，搞得陈继儒多看了他两眼。

“父亲严令我王家子弟，若张江陵后人在朝，则王家子弟耻与之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