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知，皇帝不以夫子为圣，只以其为先贤，为“至仁先师”。

此刻却又问他们，夫子何以成圣。

那么说的就不是眼下，是过去这千余年。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夫子真正第一次成圣却是李世民的手笔。

在此前，他的“尊号”原本只是尼父，而后第一次是被王莽加尊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又是一路降，“褒尊侯”、“文宣尼父”、“先师尼父”……

李世民让他做了十年的“先圣”，后来又把他“贬”为“宣父”；他儿子李治则仅追封为“太师”，他儿媳妇登基后倒因为国号为周所以抬了抬夫子，追封为“隆道公”。

李隆基第一次封他为“文宣王”，到了宋真宗时，先是“玄圣文宣王”，又是“至圣文宣王”，到元成宗时又加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嘉靖时虽然又给他降为“至圣先师”了，但“至圣”二字至少没有除去。

所以夫子成圣，严格来说是从唐到如今。

其中固然有皇权需要的政治因素，却又基本与科举渐兴重迭，与以文制武的大方略相重迭，还与气学、理学、心学等补丁的出现过程相重迭。

众人隐隐把握到皇帝这个问题的真实用意：尊夫子为圣到底有什么妙用，让权力结构总体趋于稳定？

格物致知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朱国祚先试探着开口：“夫子为圣，君臣自不可背道而驰。儒生知书达礼，忠义仁孝上总要更惜名一些。”

朱常洛不置可否，只看向其他人。

大家自然一一发表看法，意思大差不差。

知道皇帝不是一个讳谈私利之人，眼下谈论的又是在更长的时间里怎么制约军队，皇帝又刚刚说了关键反倒在民政，在民心。

其实都不算啥，当然明白尊夫子为圣对天下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引导和道德约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