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读者感兴趣，这里说一下丝绢案后续。

历史上的情节走向，在万历年之前，都与本书描写的一致。

大概就是嘉靖年间有人以“丝绢均摊五县”而上访，不过巡抚巡抚，到当事人，全都被徽州府拖死了也。

然后帅嘉谟在隆庆四年开始到巡抚衙门上访，海瑞批复之后十五天就被调走了。

再之后帅嘉谟到南京上访，先是找了一个姓宋的御史，得到了都察院的支持，批复为“均税”，南京户部模棱两可，让徽州府彻查，给个方案。

遗憾的是帅嘉谟回去的途中跑路了，去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江夏——这里是他事后自述的“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没了当事人，事情肯定又拖住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三月，事情峰回路转。

因为户部送了一道文书给南京巡抚，说“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也就是说，皇帝想追究这个事，考虑到历史上这个节点的政治环境，合理推断是张居正的意思——毕竟当初帅嘉谟奏陈此事的时候，就用了新政做筏，反正就是苛捐杂税跟一条鞭法的国策有悖。

总而言之，公文到了巡抚衙门，力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巡抚衙门这次没有轻飘飘的批示，而是发了一道宪牌，先是把逃到湖北的帅嘉谟找了回来，然后徽州知府立刻召集了六县议事。

具体在《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457页。

歙县一方还是那两个观点。

第一，会典以及户部公文，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没说那就应该均摊。

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