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片转向她，指着溶骨区的边缘：

“外院的穿刺活检取了很小一块组织，没有发现恶性细胞。”

“但这不代表没有。穿刺就像用吸管在游泳池里取水，你取到的那一口是干净的，不代表整个池子都干净。”

“你的建议是？”埃琳娜反问。

“开放性活检。”

普雷斯科特说得很干脆：

“手术切取一块足够大的组织送病理。如果确认是恶性，尤其是骨肉瘤或者尤文肉瘤这一类，早期广泛切除是唯一的治愈机会。每拖一天，它就多吃掉一点骨头。”

“如果开放活检还是阴性呢？”

普雷斯科特停了零点几秒。

“那我们至少排除了最坏的可能。”

埃琳娜在法学院学过一门课叫《证据法》。

教授第一堂课说的话她记到现在：当一个人回答你的问题时绕开了关键词，他不是忘了，是不想碰。

普雷斯科特没有说“阴性之后怎么办”。

他只想切开自己，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个手术有什么风险吗？”

“常规手术风险而已：出血、感染、神经损伤。但我们的团队经验丰富，你不用太担心。”

“出血风险有多大？”

普雷斯科特思考了一会：

“我们会做好术中止血准备。”

他站起来，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床头柜上。

“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这类病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少见，我会全力以赴的。”

埃琳娜注意到，这个医生在说“少见”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兴奋。

不是对她的病情担忧，是对这个病例本身的兴趣。

她在律所见过太多这种表情。

合伙人看到一桩复杂诉讼标的过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