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举起酒壶劝慰道：

“来，来，来，老弟，‘一壶浊酒喜相逢’，你能出来还见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经很不错啦。”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了红，两杯茅台下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开始燃烧了。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那盘烧鸭挪到鼎立表伯跟前让他过酒，“当年大陆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你们的话，也都作起乱来。”

“表哥，你当时亲眼见到的，”鼎立表伯极力分辩道，“胜利以后，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太坏！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们是‘劫收’，一点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样去的，我们那时还能保持缄默么？”

大伯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颊上的眼泪。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举起靠在桌边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厅墙壁上那张大照片叫道：

“都是萧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要不然，上海南京不会出现那种局面。萧先生飞机出事，还是我去把他的遗体迎回南京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萧先生不在了，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栋汉奸的房子，要来送给我邀功。我臭骂了他一顿：‘国家就是这样给你们毁掉的，还敢来贿赂我？’我看见那批人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大伯说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了两下，敲得地板咚咚啊。

“我跑到紫金山萧先生的灵前，放声痛哭，我哭给他听：‘萧先生、萧先生，我们千辛万苦赢来的胜利，都让那批不肖之徒给葬送了啊！’”

大伯那张圆厚的阔脸，两腮抽搐起来，酒意上来了，一张脸转成赤黑，额上沁着汗光